大屏幕上，一张登辉堂（现相辉堂）前的黑白老照片里，一群年轻人目光炯炯。讲台上，科学技术部原副部长、党组成员，现任季华实验室理事长、主任，复旦1977级校友曹健林指向照片，对着台下2025级复旦新生们说道：“1978年2月，我来到复旦光学系学习，和现在的你们一样年轻。”
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，本学期“强国之路”思政大课迎来收官之讲。“我要讲的题目，叫《从‘不挨打、吃饱饭’到‘富起来、强起来’——结合个人经历的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之回顾与展望》……”曹健林的话音落下，一段中国跨越式的科技发展历程便在新生面前徐徐展开。作为亲历者与见证人，他的讲述让这段历史变得具体而真切。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钱海红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。
作为一门贯穿大一大二四个学期的“人生大课”——“强国之路”思政大课贯通学、思、践、悟四个环节，汇聚大师资、打造大课堂，请名家大师为同学们讲好大道理，帮助同学们在认识世界中树立志向，在探究实践中增强本领，努力成长为肩负强国使命，兼具理想情怀与时代能力的时代新人。
从“八大件”到“两弹一星”，艰苦岁月中的科技突围
“1955年，我出生在长春，一个工业城市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我都熟悉。”曹健林从个人经历切入，讲述起自己如何从一名中学青年，通过1977年恢复高考走进复旦大学，最终走上科研与管理之路。
一次他参加钱学森先生归国纪念活动，深受触动：“钱老曾说，我们这一代人搞科技，就是为了让中国‘不挨打、吃饱饭’。”这份信念也铸就了他一生的追求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不仅要让中国不挨打、吃饱饭，还要让中国富起来、强起来。”
回忆起新中国科技起步的艰难与辉煌，屏幕上一张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（下文简称：长光所）的老照片格外醒目。“1953年，我的导师王大珩先生带领团队熔炼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，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。要知道，没有光学材料，一切光学仪器都是空谈。”
随着一张张珍贵照片的切换，曹健林如数家珍：“1958年，我们研制成功8种精密仪器，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叫‘八大件’，这一举改变了中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。1961年研制出的红宝石激光器，仅比世界第一晚了不久……”他语气中充满自豪，也让同学们感受到科技报国的重量。
随后，他又提到关于“两弹一星”的故事：“我当研究生时，曾多次得到‘两弹一星’老师们的教诲。他们在青海湖边，条件极其艰苦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”他描述了一个细节：研究所搬迁时，“所与所之间相隔几十公里，全是盘山路，我第一次去坐班车，颠簸得厉害……”在他看来，在资本和技术极度匮乏的年代，正是这种精神让中国建立起保障国土安全的国防体系。
从“高铁时速之争”到“LED照亮世界”，科技强国的时代跨越
“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科技的目标转向‘富起来、强起来’”曹健林话锋一转，将同学们带入当代科技前沿。他以亲历者视角，细数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。
作为高铁标准制定的参与者，他回忆道：当第一次把高铁时速定为380公里时，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时速提这么高，“4小时和6小时有区别吗”。“但我深知，随着社会进步，时间就是竞争力。如今4个小时的票是最难买的，‘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’已成为现实。”
曹健林从LED照明、光伏产业到电动汽车，如数家珍地列举中国科技的突破：LED照亮全球、光伏多晶硅产量占全球90%、电动汽车实现“换道超车”。他展示了一组对比数据："同样亮度的灯泡，白炽灯年耗电费62元，节能灯22元，而LED仅7元。中国LED产品已占领全球近70%的市场。“中国人总能把高科技变成‘白菜价’，但这不是贬义，而是让技术惠及亿万百姓。”
他还特别分享了自己在科技部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经历：“2008年奥运会前，我们在氢能、混动和纯电三种技术路线中，经过认真讨论选择了纯电。当时国际巨头都不看好我们，但现在他们都在追赶我们的步伐。”他表示，“事实证明，科技发展要需求牵引，要选择适合当前社会条件的技术路线。”
他向同学们详细分析了中国科技的六大特色：坚定的国家意志、科技与经济改革相互配合、研发队伍不断扩大、经费持续增长、经济发展催生新需求、大规模国际科技交流，并强调，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在于“国家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统一”，“科技队伍中的每个人，都有自己的目标。但无数个人目标能否汇聚成清晰的国家目标，才是科技发展的关键。”
望向台下的新生，他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未来可能是科学家、工程师。你们的父母为你们骄傲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们要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目标，这才是事业有成的根本。”
面对“卡脖子”问题，中国制造如何再升级？
面对成就，他冷静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：“中国虽是产业升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，但在以芯片为代表的先进制造领域，尤其在光刻机等核心装备上，差距依然巨大。我们要警惕‘棒杀’，也要警惕‘捧杀’。”
他进一步以图表阐释了全球制造业的布局：中国在一、二类大规模制造企业上已位居世界前列，但支撑产业升级的关键三、四类企业（专注于工艺与装备）却寥寥无几，这正是所谓“卡脖子”问题的根源。
曹健林以照明和显示产业为例进一步阐释：中国依靠巨大的市场和政府支持，通过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实现产能扩张，甚至“横扫世界”，但本土却未能孕育出支撑持续创新的三、四类企业。这导致国产装备缺乏验证与迭代的机会，工艺进步受阻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如何破解这一困局？曹健林指出，“新型举国体制”必须回答几个关键问题：如何有效培育三、四类企业？如何整合各地团队形成合力？中央与地方政策如何协同发力？他也在实践中探索答案——2018年，他与团队在佛山创建“季华实验室”，推动“璀璨行动”，联合复旦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等单位，致力于实现新型显示制造装备的自主可控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探路。
曹健林强调，制造业升级离不开使用装备的生产企业、制造装备的专业团队、从事基础技术研发的高校与院所这三支队伍的紧密协作，尽管三者分属不同体系与地域，但必须实现长期稳定的合作。
“同学们要珍惜时光，排除干扰，打好基础，锻炼好身体，迎接更大的挑战。不要把目光局限于校园内的分数、文章，要在社会发展、进步的浪潮中发现机遇，抓住机遇。”曹健林向新生们分享到。
几年前，为了学习国外科学界的先进经验，曹健林曾到访过位于加州理工大学的喷气推进实验室（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，JPL）。白天，他参观了钱学森曾工作的地方；夜晚，加州理工大学为他安排了爱因斯坦曾居住过的的住所。世界前沿的科技活动，先贤们的足迹经处，使他浮想联翩，当晚写了一首诗。今日他亦以此诗作为思政大课的结尾勉励同学们——“风云榜上看鳌头，感绪良多半喜忧。万里长征犹路远，集才厚础待重谋。”
来源：“复旦大学”官方微信公众号
